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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动车保险中的零时生效条款与保险消费者保护

保险研究编辑部2018-05-15 15:49:30

沈小军


保险责任开始的时间关乎被保险人何时能够获得保险保障,在当事人对保险责任开始的时间未有特别约定时,为期明确,《保险法》13条第3款第1句规定:“依法成立的保险合同,自成立时生效”。在实践中保险公司为了方便计算保险期间,通常约定保险合同自次日零时起发生效力。在保险合同订立到次日零时这个保险空档期发生保险事故,保险公司通常会拒赔,从而发生争议。由于《保险法》第18条将“保险责任的开始”规定为保险合同的主要内容,司法实践对此种约定保险责任开始时间的条款是否为格式条款意见极不统一,“零时生效条款”的法律属性直接关系到被保险人能否获得保险赔付。


“零时生效条款”的法律属性对于保险消费者保护之实际意义

◆ 保险人格式条款提示及说明义务的适用

在实践中提示义务及说明义务成为法院保护保险消费者利益的重要工具,据学者统计,在《保险法司法解释二》生效前适用《保险法》第17条的501个保险案例中,保险人胜诉的仅有19件,败诉率高达96.2%。在这些败诉的案件中,有385件以保险人未能提交已履行说明义务的证据为裁判理由。在其他97个案件中,虽然保险人能够证明已履行相关义务,但仍未获得法院支持。就“零时生效条款”而言,在笔者从中国裁判文书网中检索到的25份支持被保险人请求的判决中,共有18份判决以未履行提示及说明义务为理由。由此可见,“零时生效条款”是否被认定为格式条款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诉讼的成败。

◆ 格式条款效力控制规则的适用

在实践中一些经营比较规范的保险公司在投保人订立保险合同时已向投保人就“零时生效条款”进行了提示和说明,在这种情况下保险消费者的保护主要依赖司法机关对格式条款内容所进行的效力控制。如果保险合同双方权利义务关系的失衡系因格式条款引起,则投保人可以援引保险法上的格式条款效力控制规则。实践中不少法院即以《保险法》第19条之规定否定“零时生效条款”之效力,但对该条所规定的两种不同的格式条款无效事由并不区分,而是合并使用,认为零时生效条款“加重了投保人的责任,排除了投保人自缴纳保费到格式条款起保时间段可能获得期待利益的权利”。但如果“零时生效条款”认定为非格式条款,则被保险人将难以获得此等程度的保护,因为对于保险合同中的非格式条款并不存在此种效力控制规则,只有在违反强行法规定及公序良俗时才会无效。


“零时生效条款”格式条款否定说及评析

◆ 个别协商条款说及评析

从《合同法》第39条第2款的定义反面推理可知,如果某一条款的拟定系双方当事人协商的结果,则其不属于格式条款。不过,保险合同中的某项约定究竟是特约条款还是格式条款不能仅看条款的表述或形式,而要看条款内容的确定是否确实经过双方真实的磋商。德国判例认为,只有当使用者认真地将其一般交易条款中的规定提供给相对人并赋予相对人旨在保障其利益的构建自由,并且该自由至少应包含能够对合同条款的内容施加影响的真实可能性时,才符合这一要求。质言之,“个别协商条款说”不值赞同。

◆ 保险合同基本条款说及评析

实践中一些法院否定“零时生效条款”为格式条款的理由在于《保险法》第18条将“保险责任开始时间”作为保险合同的基本事项予以规定,并认为该条款属于应当需要协商一致的内容,不能成立格式条款。笔者以为这种观点显然不能成立,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


其一,“保险责任开始时间”并非合同的基本条款。合同要素重要与否则取决于合同的具体类型,就保险合同来说,德国学者认为必要元素包括合同当事人、承保危险以及保险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合致应当包括这些必要元素或者至少是可得确定的。在德国学者看来,保险责任开始的时间并非是在合同订立时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合致的必要元素。


其二,合同的基本内容条款亦得为格式条款。即便是合同的必要元素也并非一定要通过个别协商来确定,如就保险合同的基本内容保险费来说,其计算方法通常系由保险人以格式条款的方式予以确定,以个别协商方式确定保险费的甚属罕见。可见,无论保险责任开始的时间是否为保险合同的基本内容,均可以通过格式条款来确定。


其三,“保险责任开始时间”具有可补充性。即便是合同的必要元素,只要通过法律解释可以确定其具体内容即不影响合同的成立。如果保险人以格式条款的方式在保险合同中规定了“零时生效条款”,而投保人以为保险自合同订立时即应开始保险责任的,虽然此时存在隐藏的不合致,但由此产生的合同漏洞可以通过补充的合同解释或者适用任意性法律规定来填补。可以考虑的是《保险法》第13条第3款第1句的规定,故即使保险合同根本没有约定保险责任开始的时间也并不影响其成立。


“零时生效条款”格式条款肯定说及其正当性

◆ 格式条款肯定说之现状

格式条款的使用在保险行业非常普遍,其在经济上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一方面可以节约大量的磋商成本,另一方面,某些格式条款有利于实现合同的公平。在传统民法领域格式条款的认定通常较为容易,而在保险法领域特定条款是否为格式条款则容易产生争议,因为保险产品系借助语言描述的法律产品。在中国裁判文书网检索到的35个与“零时生效条款”有关的判决中共有25份判决认为此类条款系格式条款,比例约为71.4%。

◆ 零时生效条款符合格式条款的认定标准

1.“零时生效条款”为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的条款

对于预先拟定的条款形式,有法院曾经认为,“‘保险期间’是订立保险合同时必须具备的事项之一,是保险公司承担保险责任的起止期间,投保人投保后由保险公司现场填写打印形成,并非提供格式合同一方在格式条款中已经明确载明且内容保持不变,该条款不属于格式条款”。实际上,《合同法》第39条第2款并未限定格式条款应以书面形式,虽然在实践中格式条款多预先拟定在合同文本中,但并不以此为限。在德国法上格式条款也不以书面形式为限,只要合同条款在时间上先于合同订立而完成表述,以便被订入到将来的合同中去即可。故在电脑里存储的文本模块,甚至仅仅在“使用人脑子里”草拟但一直使用的合同规定也属于格式条款。


2.“零时生效条款”为条款使用人单方提出的条款

所谓条款使用人单方提出的条款系由单方提出,重要的是合同的一方当事人自己或者通过辅助人要求将其或第三人预先拟定的条款订入合同中,换言之,格式条款使用人提出了一个具体的订入合同的要约,并以此种方式在排除他方当事人的情况下独自行使了法律行为内容的构建自由,也即格式条款使用人将事先拟定的条款纳入合同中时未与相对人协议条款的具体内容。显然,“零时生效条款”符合这一标准。


“零时生效条款”问题上现行法对保险消费者的救济:缔约过失责任

如果“零时生效条款”的格式条款属性获得肯定,保险消费者依既有的格式条款控制规则即可获得充分的保护,并无借助其他制度寻求救济的必要。但由于实践中一些地方法院坚持认为“零时生效条款”并非格式条款,具有法律效力,这使得投保人可能出现明显的保障漏洞,并导致在保险事故发生时不能依保险合同的规定请求给付保险金,如何救济保险消费者值得研究。由于保险法上缺乏此种规范依据,已有法院在海上保险案件中运用民法上的缔约过失责任来救济因欠缺有效咨询而形成的保障漏洞的保险消费者。保险人是否违反合同订立阶段的先合同义务,可以区分首次投保及续保两种不同情况予以考察。


法院在个案中以缔约过失责任为保险消费者提供救济在现行法框架下不失为解决“零时生效条款”问题的一条行之有效的路径,但也存在一些不足。因为《合同法》第42条前两项规定并不能直接适用,需要法院借助诚实信用原则直接认定保险人是否违反先合同义务。此外,还需要投保人证明保险人对此具有过错,对保险消费者而言这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有鉴于此,还应从源头上进一步完善我国机动车保险的保险责任开始时间制度。


保险责任开始时间制度的完善

◆ 强制保险之保险责任开始时间

为避免机动车上交强险脱保情况的发生,应对《交强险条例》第2条第1款作目的解释,对于首次投保,机动车登记机关应当保障在发给临时牌照时保险责任即已经开始。对于续保的情况,立法上应课以保险公司审查义务,使新旧保险合同保险责任期间能够接续,如果投保人系为已经脱保的机动车订立的保险合同,应当强制保险责任自合同订立时起开始。除交强险外,其他一些被保险人需要即时保障的险种也应当采此做法,如首次投保时的机动车商业三者险。

◆ 任意性保险之保险责任开始时间

1.强化对保险责任开始时间条款的内容控制

从对价平衡的角度来说,单纯“零时生效条款”的设置尚不能认为免除了保险人依法应承担的义务或者加重投保人、被保险人的责任,故《保险法》第19条第1项不能作为否定“零时生效条款”效力的法律依据,因为保险合同作为一种双务合同,保险人收取的保险费是其承担保险责任的对价。由此可见,对“零时生效条款”进行效力审查应以该条第2项规定的“排除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依法享有的权利”作为规范依据。实际上这里投保人被排除的是其对保险责任开始时间的选择权,但此种选择权对于保险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能否获得保险保障至关重要。总而言之,排除投保人实质上选择权的“零时生效条款”应属无效。投保人实质上的选择权是否被排除,在个案中应根据“零时生效条款”是否导致被保险人出现保险保护漏洞进行判断。


2.保险人信息义务的强化

尽管订入控制和内容控制两种传统的格式条款规制方式也能起到一定的救济效果,但仍存在一定的缺陷,一是实践中格式条款的认定及控制标准不统一,同案不同判的现象非常突出;二是格式条款的规制只能起到事后救济的效果,无法有效地避免或减少纠纷。实际上“零时生效条款”所引起的法律漏洞多是因为投保人欠缺咨询而产生的,因为投保人在投保时可能并未注意到保险责任开始时间的延迟以及续保在时间上未能有效衔接可能产生保障漏洞。我国立法应引入保险人的咨询、建议义务,确保投保人所选择的保险产品及其保障范围适于满足其保险需求。尽管责任基础仍然是缔约过失责任,但咨询、建议义务的设置不仅有利于保险人清楚其所负担的义务,从而能够积极地为保险消费者选择合适的保险产品及保障范围提供适当的咨询及建议,也有利于司法机关准确判断作为缔约过失责任基础的先合同义务,是解决“零时生效条款”问题的治本之策。

摘自《保险研究》2017年第12期


作者简介

沈小军,德国科隆大学法学博士,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法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保险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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